近年来，各家出版社都比较注意出版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应该是原创的，否则只能称为编辑或综述。但原创的也不都能有生命力，我想还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能坚持探索真理，一是尽可能兼顾普及。
学术研究，不必有禁区，更不应该说假话。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但这类错误是真诚的，不是随风倒或秉承长官意志而造成的。证明这些错误的唯一手段是新的探索，即通过正常的学术争鸣以达到新的认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多数人的宽容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版他的著作，使他所坚持的观点或拥有的事实能记录下来，以便让多数人有辨别和思考的机会。这当然得看出版社有没有勇气和眼力。
我十分赞赏三联书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其中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是迄今为止对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所作的最扎实、最实事求是的复原，尽管其中不少事实是很多人所不愿接受的，但作者的史料根据是充分的，论证的过程是详细的，推断的逻辑是严密的，所以他的结论是很难推翻的。而且本书堪称学术规范的典型，作者充分尊重前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即使仅仅是给作者以启发，也都一一加以说明。
大多数学术著作是可以兼顾普及的。普及，并不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而是使一件事实、一个观点或一项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或运用。普及有不同的层次，学术著作的普及并不一定专对非学术界读者或青少年，也可以针对非本专业或本分支的学术界。这样，学术研究的成果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一种学术著作也就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以我所从事的历史地理研究为例，全中国的专业学者不会超过一百位，半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不过数百人，而内部又有很多分支，至少可分为人文和自然两大块，相互之间未必都能理解，对一些非常专题化的论著，能从头看到尾的人屈指可数。但实际上历史地理的应用性相当强，绝大多数成果都是相关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民族、经济、文化、环境、政治等所需要的，只是由于非专业的学者难以了解，才限制了它们的运用。一些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才获得的杰出成果、一些学者的真知灼见，本来可以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或物质财富，却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流通。这不仅是学界本身的遗憾，更是全社会的损失。据我看，三联“中华文库”堪称学术普及的典范之作。
学者本人能兼顾普及当然最好，但也不妨由不同的学者来做。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由别人作了简写，得到他的认可，现在多数人读的是这个简写本。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作过普及文章的竞赛，要求在规定的字数内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将它的科学原理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想，绝大多数学术著作不会比《历史研究》和相对论更高深吧！为什么就不能有更好的普及方式？
这同样离不开出版社的支持，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问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有很多方面可以探索。实际上，不少学者都有特独的见解，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教诲就使我受益非浅。我的《统一与分裂》一书收入三联“中华文库”出版，就是尝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普及。尽管有的说法对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而言或许只是常识，但非专业读者的反应却是获得了新鲜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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